博客
2013-03-07 22:59
勇于任事，是《清史稿》对李鸿章的中肯评价。换句话说，李鸿章是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的。他在最终接受与八国联军谈判的艰巨重任同时也是屈辱重任的时候所说"舍我其谁也"，这是他的好为任事在一个无法挽回的时代，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没有人对李鸿章的死表示可怜，更谈不上可敬。比如一穷人家跟一帮富人家打架，父亲拼死了，德州扑克全家剩下的人窝在屋子里，只有偷偷地哭泣，而不能有任何声张。
因为大家都明白，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所以，是知耻而后勇的时候，不是回顾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个基本情结，可以说，对李鸿章的历史性结论还不能下得太早，因为大家在往前奔。
我们倒是可以换个角度，从国际事务中反观李鸿章，或多或少打破一些沉闷老旧的视野。
奥运会之谜揭示的是我们证明身份的诉求
举办奥运会是国人的梦想。在晚清的对外交涉和冲突中，中国的国际身份被冲击得一塌糊涂，160年之中，我们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在国际上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于是，奥运会以及各种国际盛会，都承载了我们证明自己身份的重要使命。
于是，各种谣言和野史甚嚣尘上，更拿出李鸿章率团参加1896年奥运会说事。其实，所有的历史记载中，均不能找出任何证据证明李鸿章曾经接受过顾拜旦他们的任何邀请，更不用说率团参赛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国体育博物馆均无此事的相关证据。20世纪80年代，有中国专家访问了国际奥委会设在瑞士洛桑的总部，专门询问过这个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无证可查。
我想，人们说李鸿章率团参加奥运会是为了创造一种奇特的效果，以讽刺固步自封的晚清如何在国际上出丑，达到一种自我虐待的心理目的。
这种对历史的错误解读，昭示了人们是习惯于故意根据某种目的需要去篡改历史的。
1896年4月6日，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奥运会的故乡希腊雅典举行。此时李鸿章正在赶赴圣彼得堡的路上，肯定是没有带员参加奥运会。事实上，李鸿章根本就没有带这个任务，更谈不上带运动员参赛了。所有关于李鸿章带员参加第一届奥运会的故事全部是以讹传讹的。
1895年一年，李鸿章因其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地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并且因签订《马关条约》，已背"汉奸"骂名。至1896年正月，离奥运会只有3个月的时候，其所奏之折，几乎为其一生最少的一年，共计有九折。分别为：《军机大臣密寄》，是关于重新启用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谈判的复函；《预筹赴东议约情形折》，是关于与日本谈判时是否割地的意见，提出普法战争都相互割地了，中国割地，然后"力图自强之计"，"不嫌暂屈以求伸"；《军机大臣密寄》，是朝廷对李鸿章全权处理谈判的意见和处理之难的认同；《军机处王大臣庆邸等公奏折》，是关于敌情叵测，赶紧开始谈判的折子；《吁辞使俄折》，是李鸿章谢绝皇上点名他前往俄国参加俄国沙皇加冕典礼的折子；《使俄谢恩折》，是两天后李鸿章不得不接受使俄使命而谢恩的折子；《李经方随往片》，是恳请带儿子李经方一起出使欧美的折子；《随带人员折》和《洋员参赞片》均是关于带谁一起前往欧美的折子。这些外国随员，除了俄国人柯乐德以外（俄国没有参加首届1896年夏季奥运会），德国人德璀琳、法国人穆意索、英国人赫政、美国人杜维德这几个人应该知道奥运会。
如果奥运会这么大的事情，即使朝廷不懂，总理衙门不懂，那么李鸿章不至于不懂，因为这些随员自己的祖国派人参加了，那么如果李鸿章知道了或者接受了奥运会邀请，他是会和这些人谈及此事的。但是，在出国访问前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提及任何关于奥运会的话。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任何外国的信件或者电文转交给李鸿章，否则，李鸿章以其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应该会重视国际盛会的。
因此，关键的问题不是寻找李鸿章是否带员参加过奥运会，而是从奥委会的历史档案中查找他们曾经是否发出过对大清帝国的邀请函。
李鸿章访问欧美之时，中国连国歌都没有，如果参加奥运会，则升旗、奏国歌都无法实现。在圣彼得堡，他们临时找了一首七绝诗加以改编，配以古曲，作为国歌，后来成为清朝对外场合之代国歌，洋人称之为《李中堂乐》。这首最早的近代国歌的出笼，证明了中国国际身份的尴尬局面。歌词曰：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
但是，与人们想象中的或者创作中的一些形象不同，李鸿章出访欧美，造成了西方的一阵"李鸿章旋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见了李鸿章后称其为"东方俾斯麦"，欧洲的报纸也把李鸿章与俾斯麦、英国首相格兰斯顿并称"当今天下三大老"。在美国纽约，更是出现了万人空巷的迎接场面。李鸿章绝对是塑造了当时中国开明的、强悍的国际形象。
洋人的开花弹"炸开了"李鸿章的脑袋
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何突然一夜之间共同想到了要搞洋务运动，富国强兵？这得归功于洋人联合镇压太平天国中的开花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曾国藩在北京读他的圣贤书，根本就不关心这个在他们那一代士大夫中看来是小小的"边衅"的中外冲突。即使是第战争，也没有敲开他们闭塞的脑袋。只有亲临战场，亲身体会了现代战争的厉害以后，他们才在集体的意义上意识到世界的变化，才产生了洋务运动的思想主张。
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进占安徽时，李鸿章曾在他的家乡庐州（今合肥市）参与办团练，被太平军击败。1861年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李鸿章复以团练为基础编练淮勇约7000人，因依靠安徽淮河南北地主豪绅而成军，故称"淮军"。
1862年（同治元年）2月，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将淮勇带至安庆，遂宣布成军。为在上海一带镇压太平军，曾国藩调拨8营给李鸿章以作资本。
李鸿章初到上海，就致函曾国藩，惊叹洋炮之厉害："连日由南翔进嘉定，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弹真神技也。"
1862年底，淮军扩充至2万多人，同时购置洋枪洋炮。又组织洋枪小队，后为洋枪队，每哨并添劈山炮二队，首先改编的是程学启部。
1863年初，张遇春所部编有炮对200名。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炮兵部队。当戈登接管常胜军后，李鸿章借戈登之助，淮军各营普遍雇用洋将，教练西式操典及演习洋枪洋炮之法。淮军成为在军事上走在中国近代军事现代化最前列的部队。
1864年7月，镇压太平天国后，曾国藩深恐功高盖主，日夜不安，自请分批裁撤、遣散湘军。而李鸿章的淮军，因为要镇压捻军及西北少数民族起义，朝廷同意保留。
1865年，李鸿章把以前两年在松江、上海、苏州所办的几个洋炮局合并，在曾国藩支持下，购得上海一座铁厂，建江南制造局。自称"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1870年任直隶总督后，又接管天津机器局。
江南制造局规模最大，水平最高，1875年就能造成发射68磅炮弹的大炮。百家乐这就是李鸿章的大炮情结。
此外， 李鸿章又迅速地把他的国防思想转变到海军上。造就了中国第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 北洋舰队。
正是从对军事力量的关注中， 洋务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 李鸿章注意到光造枪炮是不行的， 还得有人指挥使用。于是， 在1 8 7 0 年他接管天津机器局的时候， 提出" 制器与练兵相为表里。练兵而不得器， 则并无用； 制器而不得其人， 制器必无成。……士大夫留心经世者， 皆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 庶几学者众， 而有一二杰出， 足以强国而瞻军" 。于是有了后来的赴美幼童。
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 李鸿章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 那就是认识了一些洋人， 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建议， 成为李鸿章等人最终不断推进中国近代化改革的外在支援。
其中最有名的一人就是英国少校戈登。李鸿章在1 896 年访问英国时， 还去伦敦凭吊过此人。不过， 野史中说， 英国戈登的家人非常感激， 送了李鸿章一只运动型猎犬， 结果却叫李鸿章误会， 给烹吃了。所谓" 所赏珍味， 感欣得沾奇珍， 朵颐有幸" 。当然， 这是开李鸿章的玩笑了。其实， 李鸿章对戈登这些人的意见是非常重视的。
戈登接管常胜军后， 在李鸿章手下成为一员特殊的猛将， 协助镇压了太平军。《李秀成自述》中描述了洋枪队的厉害：" 我（ 李秀成）十二年（ 同治元年， 1 8 6 2 年） 在省， 往（ 住） 有四月之久， 然后有巡抚李鸿章到尚（ 上） 海接薛巡抚之任， 招集洋鬼与我交兵。李巡抚有尚（ 上） 海正关， 税重钱多， 故招鬼兵与我交战。其发兵来破我嘉定青甫（ 浦）， 逼我太仓昆山等县， 告急前来， 此正是十二年四五月之间， 见势甚大， 逼不得已， 调选精锐万余人亲领前去。此鬼兵攻城， 其力甚足， 嘉定青甫（ 浦） 到省一百余里， 其攻城尔外无救五六时辰， 其定成功也。其炮利害， 百发百中，……洋枪炮连响， 一踊直入， 是以我救不及。接到惊报， 当即启兵， 救之不及， 失去二城。"
1 8 6 4 年春， 戈登给他母亲的信中写道： " 我想， 如果我能活下来， 圣诞节之前应该能回家。我承受的损失惊人， 1 0 0 名军官伤亡4 8人，3500 名士兵伤亡1 000 人。不要说我脾气倔强， 但我真是不在乎提升或荣誉。我知道当我离开中国时， 我会和来时一样穷。但是我想， 通过我的努力， 数十万人的生命能够得救， 我就心满意足了。"
戈登美化了中外政府间协作联合镇压农民起义的事实，但是他的为人却得到李鸿章的重视，正是此人把先进的军事装备和先进的战术示范给李鸿章，才使李鸿章茅塞顿开。
此后的16年间，李鸿章把遥远的这位洋人视为可以为中国出谋划策的谋臣。
1879年8月，中国驻俄公使崇厚未经清政府批准，同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朝野对此意见不一，有主战者，有主和者。主和的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请戈登来中国，想利用他的声望说服各主战大臣。1880年7月，戈登应约到华，对主战派官员说出"愚蠢"二字，令译员不敢翻译，他亲自翻阅英汉字典，指给各位看个明白。这就是这位殖民分子的心直口快。
七月初四日，戈登南返。李鸿章奏请一千两路费给戈登。戈登临别，赠言二十条给李鸿章。此事见《李鸿章全集》之《译署函稿》卷十一。这些赠言包括：一，凡中国与外国议约须在中国商议，因中国官员若往外国则易于受蒙必致失其本心，终于获罪；……三，中国现有深通外国语言文字之人中国大员并不重用，所用者多非通才。须知中国通晓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必有所能替中国办事，较用洋人之通华语者受益多矣……五，中国必为自强之计，否则洋人不能相助整顿一切。务须逐渐兴办此条，必当切记……六，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于长驱直入，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九，中国须遍地设立电报，修理运河。此二事较整顿水师尤为紧要。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中国欲与外国争胜，当使华商自往外国，径向制造厂家购买各货，则洋商不能于中取利……十三，中外交涉未结之案甚多。中国宜派专员查究并从公了结。因各案不结，外国不无介意，实于中外交情有……十八，中国宜在香港、澳门两处各设领事一员……二十，中国急宜设立税务学堂，令华人学习关税事宜，以备接替洋人……戈登的"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一语，甚为惊人，直接针对清流派尚清谈而不顾国情、空言误国的主张。最终朝廷判了崇厚一个斩监候，另择曾纪泽谈判。
当时与俄国开战的确不是合适的时机，谈判为上策。曾纪泽最终收复了伊犁。
国防思想的现代化
李鸿章卷入的塞防和海防之争， 牵涉到两个问题， 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 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个方向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所在，国防的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关注。在最高决策者的主持下，海防和塞防之争就不是简单的集团利益的争论，更不是爱国与卖国的争论。这次讨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重点的转移。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是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
北大诗人海子曾经吟唱"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庸俗一下的话，这是海子向我们这样一个传统上背对大海的国家所发出的集体面向大海的呼唤：啊，海军！
李鸿章自建淮军始便开始中国军队和国防的现代化事业， 重视海军是他看到了来自海上尤其是日本的威胁。这是一种对中国而言具有长期价值的地缘政治思想。他对国防军队的建设和左宗棠在大局上是一致的，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他们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相对而言，在具体到新疆问题上的时候，李鸿章把更具有根本性的潜在的威胁看得比来自陆地的危险更重，而左宗棠更强调了现实的威胁。
李鸿章等人从18 7 5 年开始的重新建构国防战略体系的努力， 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有效保卫国家安全而理智地确立国防重心的重要历史过程。他们为中国传统的国防指导思想输入了新的内容。从两个战略重心并存，到海防成为惟一的国防重心的转变过程，实际上是中国国防完成从陆到海战略的一个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为近代国防以防御列强从海上入侵为主的战略指导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代朝廷受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 年2 月，为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 联俄制日"，李鸿章被派出访欧美， 进行了一次环球访问。
《中俄密约》的签字， 使李鸿章相信" 二十年无事， 总可得也"。实际并非其所想， 却开启了列强竞相争夺中国的大门。不过， 对于这趟经历， 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 至于根本计， 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 年6 月他到达柏林， 下榻于柏林豪华的恺撒大旅馆。他前往皇宫晋见了德皇威廉二世， 呈递国书， 并致颂词， 对德国帮助中国要回辽东、帮助中国训练军队、购械铸船表示感谢。为讨教强国之策， 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了已经下台的俾斯麦。俾斯麦设家宴招待李鸿章。对于" 东方的俾斯麦" 的来访， 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 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显然， 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 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 年8 月28 日他抵达纽约， 掀起了美国的" 李鸿章热" 。为迎接李鸿章的到来， 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到纽约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国旗， 礼炮轰鸣， 万人空巷。李受到了" 史无前例的礼遇"（ 《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 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力法》， 李抨击这个法案，" 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 。他说：" 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 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 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 是自由吗？ 这不是自由！"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 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 李鸿章展示了他惊人的经济学知识， 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 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 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 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 要由我们自己控制。太阳城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 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 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 他答曰： 在我们清国， 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 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 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李鸿章之死
7 8 岁的李鸿章死于1 9 0 1 年1 1 月7 日。他死在《辛丑条约》签字之后，死在不同意俄罗斯侵占东北的谈判过程中，死在为收拾残局而必然被人唾骂的悲情之中。
李鸿章至死都是一个明白人。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 他上《和议会同画押折》，对"好勇斗狠"的策略提出了批评（实际批评了慈禧向八国宣战的愚蠢之决策）。其间说道："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钜，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也。"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李鸿章临死前的忠告， 随着他的死也就无法真正起到治国安邦的效果了。
慈禧在西逃过程中， 已经被自己的行为吓破了胆。反省已经太迟，现在她只希望李鸿章还能够多活些日子，帮助她度过难关。在回銮过程中，慈禧得知李鸿章病重，特别"赏假十日"，"荣膺懋赏。有厚望焉"。
梁启超说李鸿章之死也是俄国人" 助天为虐， 恫吓催促" 的结果。因为俄国公使居然在李鸿章临死前一个小时，还围转在李鸿章的床头，逼迫李鸿章在俄国占领东北的条约上签字。
李鸿章这次流下了眼泪。
据历史记载， 李鸿章流完眼泪， 闭上了眼睛。身边的人大哭： " 还有话要对中堂说， 你不能就这么走！" 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 俄国人说了， 中堂走了以后， 决不和中国为难！ 还有， 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 两目炯炯不瞑， 口欲动"。老部下周馥（ 安徽建德人） 抚之痛哭曰：" 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 公所经手未了事， 我辈可以办了， 请放心去罢！"周先生手抚李鸿章眼睛， 帮助他闭上。
周先生说的是安慰的话， 除了李鸿章， 没有人真正能收拾残局，他们都清楚得很。
李鸿章留有遗折一封， 其中说道："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 重睹中兴， 赍志以终， 殁身难暝。……窃念多难兴邦， 殷忧启圣， 伏读迭次谕旨， 举行新政， 力图自强。"
那些远远站在大洋彼岸的侵略者假惺惺地哀叹李鸿章之死。日本国内有评价李鸿章道：" 知西来大势， 识外国文明， 想效法自强， 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盖棺论定：" 以文人来说， 他是卓越的； 以军人来说， 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了有价值的贡献； 以从政来说， 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 以一个外交家来说， 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 不需要他们评价， 不屑于他们评价。
这就是李鸿章， 一个在国内无法公开支持全面改革、在国外却具有鲜明开放意识和现代意识的士大夫， 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经评价李鸿章， 说："吾…… 敬李之才， 惜李之识， 而悲李之遇。" 李鸿章在晚年则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所谓练兵、洋务， 都是" 纸糊的老虎"，捅破了就一钱不值。适逢内忧外患， 从里到外都是烂透了的清王朝， 裱糊匠将一个破烂的房子装饰一新，唬唬人尚可，既是偶遇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 破屋必然原形毕露。这又岂是一个裱糊匠能够通过修修补补挺得过去的，尽管他的师傅曾国藩告诉了他的生存法则是" 挺经"： 挺住，挺住，再挺住！
2013-03-07 22:56
咱们现在的交通习惯，不管步行还是开车，都得靠右。往前追溯，民国时也靠右：国民政府制定的《国道交通规则》也要求行人和汽车靠右行驶，想超车，得从左方加速。再往前追溯，在清朝、明朝，近至隋唐两宋，远至秦汉魏晋甚至春秋战国，德州扑克人们走路和行车是不是也靠右呢？
朱熹出门走路必定靠左
南宋哲学家朱熹，出门走路，必定靠左。
他的学生说：“老师，您走官道靠左，是怕跟人撞车，怎么走羊肠小道也靠左呢？这小路上又没马车，哪边好走就走哪边。 ”
朱熹说：“君子为人处世，讲究不欺暗室，人前人后得一个样，有人管没人管得一个样，虽然这是小路，咱也得按照走大路的规矩走，这样才有助于修身。”然后朱熹又教导学生：“一个人要想做君子，对自己的要求得高一些，走路光靠左就行了吗？远远不够，你得走在长辈后面，以显示对人家的尊敬。 ”
唐朝一位姓宋的进士从长安到成都去，走了几天路，想弄清还剩下多少里程，于是下马“左寻”，在路边找到一个“堠子”。
堠子就是古代官道旁竖的里程碑，有砖砌的，也有石头的，还有用土堆起来的。又分“单堠”和“双堠”，单堠每五里一座，双堠每十里一座。不管单堠、双堠，都是竖在官道的某一边，上面一般都刻着里程数(有的不刻，只封一土堆做标志)。这个姓宋的进士想看里程，下马向左找才找到里程碑，说明里程碑是在路的左边。里程碑之所以靠左，百家乐自然是因为人们走路习惯于靠左。
清末开始走右边
有人说，现在中国人之所以靠右行驶，是从古代行军规则演变过来的，古代行军，右手拿兵器，如果靠左走，容易伤着自己人，所以行军都靠右。这个说法太想当然，明朝名将戚继光写《练兵实纪》和《纪效新书》，并不要求靠右行军，而是左军靠左，右军靠右，所谓“雁行于左右”。先秦军队出战，其战车倒是靠左行驶的，车上军官坐在左边，军官的卫士坐在右边。当时军中尚右，本来以右为尊，为什么让军官坐在左边？因为战车靠左行驶，右边比左边要危险。
春秋战国往后，历代或以右为尊，或以左为尊，但不管以哪个方向为尊，主人迎接客人时，都习惯在路的左边等待，史上称为“左迎”。究其原因是因为古人习惯靠左行驶，被迎接者沿着路的另一方向的左侧缓缓而来，双方相遇时，刚好分别站在路的两边，中间留出一块地方，既方便行礼，又不妨碍其他人通过。
那么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靠右行驶的呢？清末。清朝末年，政府成立巡警部，用洋人做顾问，颁布的交通规章完全是欧洲式的，于是靠左行驶就变成了靠右行驶。晚清兰陵忧患生著有《京华百二竹枝词》，其中一首竹枝词专写新交规颁布后的北京交通：“靠右边行分两旁，章程订立本周详。马车自有通融法，飞走中间亦不妨。”说明有很多司机不遵守新交规。太阳城前面说过，晚清以前咱们中国人一直是靠左行驶，这习惯可不是一下子就能变得过来的。变不过来，路上就乱，有的靠左，有的靠右，于是出现交通事故。社会学家老讲文化冲突，什么叫文化冲突？就是双方遵循的规则不一样，导致撞车。
2013-03-07 22:31
新年伊始，《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和《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先后出现在坊间，给周作人爱好者和研究者带来莫大的惊喜。有趣的是，前者先有《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1999年6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初版），然后才有这部增订注释排印本。德州扑克后者情况正好相反。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一百四十四通（含电报一通，明信片十通），排印本已于2007年连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双月刊第四到六期，这次则是按照手札原件影印出版，使读者在研读周作人这些重要信札的同时，也可欣赏品味作者独具一格的书法和所用信笺、印章之美。
松枝茂夫（1905-1995）作为日本汉学家，晚年曾以“半生潦倒红楼梦，一心倾向周作人”自况，其学术和翻译生涯横跨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两大领域，这在上个世纪的日本汉学家中并不多见。而他与周作人的通信，从1936年起，到1964年止，除1945至1954年间是个空白，也横跨了三个历史时期，即国民党统治、沦陷和中共接管政权以后。虽然不能说这些信札充溢时代风云变幻，但确实承载着不少不容忽视的文学、文化乃至政治信息。
周作人1934年夏访问日本时，松枝茂夫在中国文学研究会欢迎会上与其首次见面，却因胆怯而未能交谈。终松枝一生，与周作人仅两面之缘。但他“一心倾向周作人”却不是一句空话。据日本另一位研究周作人的专家木山英雄介绍，从1936年至1944年，松枝共翻译了《北京的点心》《周作人随笔集》《中国新文学之源流》《周作人文艺随笔抄》《瓜豆集》和《结缘豆》六种周作人文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到二战结束时止，日本“翻译介绍周作人，几乎是由已故松枝茂夫先生一人之手承担的”（木山英雄：《松枝茂夫日译〈周作人随笔〉整理后记》）。松枝1936年3月初鼓足勇气给周作人写信，正是为了翻译周作人的作品而向其求教。
周作人对松枝第一封信的印象就很好，在1936年3月15日的回信中称之为“郑重的手书”。他这一时期答复松枝的四十一通手札，主要就是围绕松枝翻译中的疑难问题而展开。信札之外，还另纸一一详答。松枝问得仔细，周作人答得也仔细。这些问答堪与有名的鲁迅 致增田涉手札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粗略统计，松枝的问题涉及周作人长短散文多达百篇上下，包括《闭户读书论》《上下身》《死法》《吃茶》《吃菜》《穷袴》《夏夜梦》《乌篷船》《苍蝇》《三礼赞》《关于焚书坑儒》《颜氏家训》《谈鬼论》《关于鲁迅》等名篇。周作人的解答则包括自己生平、中外历史事件、人物、典籍、书刊、掌故、名物、风俗、地名、僻字、成语、方言等等，还有对自己作品字、词、句的勘误，不厌其烦，而且往往中日文并用，一丝不苟。譬如，对何谓“师爷”，百家乐周作人的解释就很有趣：“民国以前知县以上之地方官所聘用之助理员，普通分刑名（司法）钱谷（财政）两部，称刑名师爷钱谷师爷。因系聘任而非下属，须以宾客之礼相待。主人（官吏）相见时称之曰老夫子，一般统称则云师爷，犹言先生样。”
这些答问，可以视为周作人对自己这一部分作品的较为集中而详细的说明，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无疑有助于对这些作品的释读。同时，从某种意义讲，松枝所译的这些作品也可视为周作人参与并合作的成果。
到了1954年10月，周作人通过时在早稻田大学访问的柳存仁并早大教授实藤惠秀与松枝茂夫重新取得联系。从那时至1964年12月，断断续续，周作人致松枝茂夫的信多达八十二通，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松枝，当然是欣喜万分，可以继续向周作人请益；而在周作人，则是较为谨慎，除了偶尔坦露一二心迹外，信中所说大都与他正在从事的翻译工作有关。当时他已在胡乔木提议下，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翻译”，因此，这些信札大都是周作人委托松枝代购日本文学书刊，以供工作之用。几乎每封都要开列一长串书单，甚至还代友人徐祖正以“汉籍交换”方式向松枝索书。按小川利康的说法，这些内容“几近枯燥无味”，但从中正可获知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周作人翻译日本古典文学的种种信息，也可窥见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熟稔和晚年读书兴趣之所在。
对松枝的提问，周作人一如既往，认真作复。且举一例。对鲁迅《坟·摩罗诗力说》中提到的“汲覃勖迭”其人，周作人认为这是个“夙成疑问”的问题。他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致松枝的接连三封信中对此详加探讨，最后告诉松枝，“汲”应为“波”字，“恐在《河南》杂志上发表时误植，相沿未及改正”，而“波覃勖迭”正是德国作家F. M. Bodenstedt（1819-1892）的鲁迅译名也。
周作人是讲究礼数的，他一方面不断烦请松枝购买日文书及种种生活用品，另一方面也不断有所回报，不但陆续寄赠自己的著译，而且还为其代购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和古典文学研究著作。除了鲁迅的书，他曾先后为松枝购寄曹禺、洪深、田汉、许地山、顾颉刚、林庚、（丁）西林、吴祖光、李长之、老舍、赵树理、阿英、欧阳予倩、沈从文、夏衍等的著作。他一时兴起，还会在信中对这些作家学者略作评点。
周作人1955年2月4日信中说：“曹禺剧本不知何故，市上不易买得。只得到一册《剧选》，内系《雷雨》等三种，虽系新印但内容似保留改作前原本，或可供参考。”收入《雷雨》《日出》和《北京人》三种的《曹禺剧本选》1954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曹禺在《前言》中表示，《剧本选》与1949年前的版本比较，“除了一些文字的整理外，没有什么大的改动。现在看，还是保存原来的面貌好一些。”显然，周作人注意到了这段话，赞同不修改旧作。1956年5月6日信中说：“寄上阿英《晚清小说史》新刊订正本，在同类书中似可称白眉。”对阿英的晚清文学研究评价也不低。
周作人还主动把香港曹聚仁的著述转送松枝。1957年1月19日信中说：“近承曹聚仁君……寄赠所著书，有《文坛五十年》，看法与正统派稍异，或有可借参考处，今日已付邮，请查收。又著有《鲁迅评传》上下二册，亦在香港出版，观察似较近真实，如有用祈示及，亦当寄奉。”2月3日信中又说：“今又寄上同著者（曹聚仁）之《鲁迅评传》上下二册，颇有独到之见。唯是非正统派的立场，故只可供个人之参考耳。”周作人不但把曹聚仁所赠两书转送松枝并大力推荐，而且两次强调两书均“非正统派的立场”。有意思的是，周作人也向曹聚仁推荐了松枝茂夫，他1957年1月20日致曹聚仁信中说：“《文坛五十年》读毕，已转赠了日本友人松枝君，他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你的自由主义的看法对于他当很足供参考。”原来，周作人所谓的“非正统的立场”就是“自由主义的看法”。
1955年5月，“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揭露”，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特大事件，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这在周作人致松枝信中也从侧面有所反映。他1955年7月21日信中说：“胡风集团在现今是一重要问题，有关资料五册，太阳城特以奉赠，可请一览。”1956年8月23日信中又说：“胡风集团在现今成为严重问题，曾将资料数种送上，其第五、六册亦已送上矣。”周作人到底寄了哪些批判胡风的资料给松枝，已难以查考，不外《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等等吧。但从“重要问题”到“严重问题”，显示了“胡风事件”的不断升级。周作人想必不会赞成胡风的一系列理论主张，但他这些片言只语也表明他对当时对胡风的无限上纲不以为然。
更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1957年12月18日信中的一段话：“近观《沈从文小说选》，颇有废名之作风，而无其晦涩之缺点，故亦寄阅。又废名等人近亦有小说选之出版，日内亦拟寄奉。”（有必要插一句，周作人对沈从文一直颇有好评，他1938年7月11日致松枝信中就说：“沈君有《从文自传》，想已览及，不但文笔甚佳，其叙幼时情事可以见沈君生活之一斑，亦有用也。”）而早在同年1月14日信中又告诉松枝：“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见访，嘱准备编选杂文，拟于下年度为刊行选集数册，政府之好意甚感，唯因无自信，自选殊感困难，幸时日尚宽，可以慢慢打算耳。”两相对照，当年一桩鲜为人知的出版史实浮出水面。
周作人前后这两通信是有所关联的。也即在当时中共提出双百方针的大背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拟推出一系列非左翼的包括周作人在内的五四及五四之后新文学“老作家”的作品，现在能够知道的作者人选有徐志摩、废名和沈从文等。陈梦家1957年2月发表了《谈谈徐志摩的诗》，文末就明确指出：“我个人以为他的诗还是可以重选，并应该加以适当的说明。”尽管后来风云突变，躲过“反右”风暴的沈从文和废名还是于1957年10月和11月先后出版了《沈从文小说选集》和《废名小说选》，但已经去世的徐志摩和还健在的周作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周作人1957年1月9日记云：“楼适夷、张梦麟来访，谈译书事。”（转引自止庵《〈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跋》）五天后就在致松枝信中透露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见访，“嘱准备编选杂文”，拟为其“刊行选集数册”。这“副社长”应该就是作家楼适夷。楼适夷1952年起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他后来在《我所知道的周作人》中说：“有一次胡乔木同志特地召我谈话，要我们重视周作人的工作，给他一定的重视与关心，还要我们为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亲自和他接触，还说过现在虽不方便，将来他的作品，也是可以适当出版的。”可见当时出版社认为“适当出版”的时机已到，由楼适夷出面约稿。但周作人觉得“自选殊感困难”而未能及时动手。可惜过了这村就没那店，“反右”之后，虽然还有六十年代初出版《木片集》的努力，毕竟不可能再出版周作人自己的杂文集了。以至1949年以后到周作人逝世，除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回忆鲁迅的书，周作人终于未能在内地出版自己的新旧散文选。
应该指出，日本出版的《周作人·松枝茂夫往来书简》集还收入了松枝致周作人的三十七通信札，但《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并未编入松枝的信，有点美中不足。好在编者已经表示，将在以后适当时候再推出两人往来手札对照影印本。
书信是研究作家生平和创作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从作家的书信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鲁迅：《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周作人在其漫长而曲折的文字生涯中，到底写过多少信札，恐怕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随着近年致俞平伯、江绍原、鲍耀明以及这次致松枝茂夫信札的相继面世，我们已经越来越充分地领略了周作人信札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据笔者所知，周作人晚年致曹聚仁、高伯雨、郑子瑜等也属于“一心倾向周作人”者的大量信札依然存世，期待也能早日整理出版。
2013-03-07 22:27
她是以色列影坛的“第一夫人”，以色列电影起步时，她已经是其中一分子。她出演了上百个清一色的说着希伯来语的角色，她饰演的母亲坚强而隐忍。吉拉·阿尔玛戈（Gila Almagor），她给人的感觉就像以色列电影，既天真得如同一个孩子，德州扑克又沉重得处处都是伤口。
近日，这位74岁的以色列电影人带着一本童书来到上海某文学节。她竟然兴奋惶恐得像一个孩子，捏着讲稿的手微微颤抖。她说：“在生命中途的某一天，我第一次有勇气回到童年，狠狠扒开那些伤口，文字从我体内倾泻而出。”这本书就是《艾维娅的夏天》。出版27年后，该书中文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著作被列入以色列教材
“我母亲在怀我的时候成了寡妇，那年她23岁。我的父亲在1939年犹太人大屠杀中被一名阿拉伯狙击手杀害。我在父亲被杀四个月后来到这个世界。而我的母亲整日生活在梦魇和愧疚感之中。”
这段已经为许多人熟知的经历从吉拉口中娓娓道出时，仍然令人震动和悲恸不已。而她只是说：“我的童年与众不同，谈不上艰苦，但是很与众不同。”说话间，百家乐一身黑色服装显得格外庄严肃穆。1939年7月22日，吉拉出生在建国前战火纷飞的以色列。因为父亲的去世和母亲的精神疾病，她不得不在各个儿童寄养机构间颠沛流离，饱受屈辱。
在她10岁那年的夏天，母亲将她接到自己身边住了一段时间。印象中的童年，母亲的手上纹着纳粹集中营里的数字编号，时不时歇斯底里地大叫和摔东西；因为在寄宿学校里生了虱子而被母亲强迫剃光头，如同集中营里最常见的女性形象。尽管已经没有战争，但是战争的创伤残留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不经意的角落，时刻会翻涌而出，这便是吉拉记忆中战争最残酷的地方。而对于一个10岁的小女孩来说，孩子的苦难就是孩子的苦难，当她被人耻笑，在舞台上丢脸，生日派对没有人来，甚至无需将它看做犹太人的苦难或是以色列的苦难就能够体会。
电影《艾维娅的夏天》取材于这段吉拉童年的真实经历。在书中，吉拉创造了一个名叫“艾维娅”的女孩来承载自己的童年经历。这个古怪的希伯来语名字意思是“她的父亲”。在书中，艾维娅误将他人认作自己的父亲，通过对父亲的追寻和辨认，艾维娅逐渐成熟。而在同名电影中，吉拉饰演了艾维娅的母亲，通过对母亲角色的置换和体察，完成了对母亲的祭奠。
该书是以色列迄今为止最为畅销的读物之一，被重印了40多次、翻译成16种语言，并被以色列教育部列入学校必修教材。作为一部儿童题材的作品，它迸发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吉拉说：“作为女儿，那是我对母亲的回忆。作为以色列人，那是我对大屠杀的记忆。”
写作是愈合的重要环节
“多年来我始终记得当时的一切，我将这些回忆锁在记忆的匣子里，仿佛对自己说：有朝一日我会回到过去，那时我将有勇气触碰这些回忆。”当吉拉逐渐成为以色列影坛必不可少的角色，在各个顶尖剧院担任主演，拍了不计其数的电影和电视剧，从悲剧到喜剧到歌舞表演，她对写作的恐惧伴随着她强烈的写作欲望也在不断膨胀。
这种恐惧来自于她很早就中断了正规学校的学习，她15岁时就来到特拉维夫，连十年制义务教育都没有完成，就只身一人在这座大城市工作。逐渐成为一名演员时，她一个字都没写过，当她渴望书写时，甚至找到了一个写作搭档记录口述，却仍不敢亲自写作，“我害怕每一页纸都在嘲笑我”。最终，帮助她克服恐惧的是另一种来自生命的恐惧。
“有一天，我12岁的女儿要我答应她不在她放学回家之后哭泣。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在哭泣，这让她感到恐惧，正如小时候，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让我感到恐惧。我向女儿承诺我会好起来的，她可以放心去上学，她回来时会看到我很好。当她离开家之后，我从她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笔记本，开始写作。”
吉拉一连写了十天，中间没有停歇，太阳城没有过多考虑，无需搜寻词汇，也无需布置开场白，她就像着了魔一样。几十年来藏在她体内的东西被倾泻而出，“我只需敲开一个小小的缝隙，所有的东西都奔涌而出。我觉得仿佛那个艰辛的夏天所发生的故事从我体内尖叫着跑了出来。”
几乎用生命写就的《艾维娅的夏天》大获成功，很快被改编成话剧，继而是电影，并在1989年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此后，吉拉又写了《苹果树下》《梦想女孩的渴望》《只有天空中的星星》等多部作品。然而，她仍然不敢称自己是一名“作家”。“一位著名的以色列诗人说过，‘只有那些关于我自己的故事，我才知道如何讲述。’写作是我愈合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它战胜了我的噩梦和那些让我感到恐惧的事情。我的书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吉拉说道。
2013-03-07 20:40
腾讯娱乐讯（图文/胡梦莹）9月12日，都市纯爱喜剧片《伤心童话》在沪首映，导演徐正超、制片人刘同携主演刘诗诗、胡夏、谢楠到场。受访时，德州扑克刘诗诗自曝入行四年无人追求，问她有没有羡慕过杨幂如此甜蜜幸福，她说：“我真的一点不急，如果我说急，周围姐妹会赶紧替我扫描目标，但我从没说过。”
此外，胡夏大吐苦水，爆料“诗爷”并非虚名，刘诗诗常常打人，自己总是莫名其妙挨她揍。对此，刘诗诗坦然说，她可不是什么小白兔，熟人往往得遭她又打又踹。
入行四年无人敢追，不羡慕杨幂恋爱
片中，刘诗诗扮演的女白领“杨佳”十分抢手，遭遇胡夏饰演的屌丝“刘同”和大左饰演的高富帅“尹哲”的共同追求。面对两男截然不同的示爱方式，刘诗诗直指尹哲没找对爱一个人的方法，不了解杨佳真正需要的东西，而刘同则是一个为了爱情默默付出的男生。她还自言，更喜欢简单直白的恋爱方式，不会兜这个大一个圈子，以她的个性来说，兜圈子的恋爱太大、太累了。
戏内与胡夏谈了一场姐弟恋，但刘诗诗表示，百家乐她依然不会接受姐弟恋，引得众主创调侃胡夏，“你的表演没有打动刘诗诗接受姐弟恋。”对此，诗诗说：“与我的同龄人相比，我心理更成熟一些，尤其是演完若曦以后。”
年初因连夜赶戏，刘诗诗终疲劳病倒，她说，经过这一遭她也提醒自己注意身体，“但是我犯贱吧，说归这么说，开工了还是那样。”问她有否羡慕过杨幂甜蜜幸福，她说：“每个女生都向往有很好的另一半，但我真的一点不急，如果我说急，周围的姐妹会赶紧给我扫描目标，但我从没说过。”
至今依然单身的刘诗诗说，没有人敢追自己，“可能我比较爷们儿，阻止了别人追我的心情。入行四年了，没有男生向我告白过。”
常对熟人“拳脚相向”，我可不是小白兔
“周公子”、“范爷”、“诗爷”、……放眼如今的娱乐圈，女星们的称谓一个比一个霸气。谈及这是否代表“独立”，刘诗诗说：“我很欣赏周迅和范冰冰，但我这个‘爷’是朋友叫着玩的，不过我性格里也有男孩子的一面，很独立，女孩子还是独立些好。”
胡夏则透露，初次演戏，刚开始看诗诗的眼睛不会超过2秒，但现在好多了，昨天他试了下，已能看10秒了。对于“被打”，胡夏也深有体会：“一开始我都不叫她‘诗爷’，我叫她诗诗老师，因为很多我不会的，她都很耐心教我。之后我觉得这个称号体现在她经常打人，我经常被她打，莫名其妙就挨揍了。”
至于被蒋劲夫指有“杀气”，刘诗诗大笑：“是因为我打了他吗？凡是对熟人，我都不会像女孩子那样温柔说话，我很直很冲，他其实挺萌的。”
虽然多次以“小白兔型”的古装角色示人，太阳城但刘诗诗说，她可不是什么小白兔，反倒更像“红太狼”，越是同她相熟的人越惨，有时还得遭她上手上脚，“就是打他一下，踹他一脚那种。”
2013-03-07 19:44
全国政协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面庞清秀，举止儒雅。如果不是一头银发，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年届六旬的“老外交官”。面对中外各路媒体的围追堵截，他始终面带微笑，还不忘问候记者们一句，“你们辛苦了。”
今天上午，一度被盛传即将赴美担任中国驻美大使的崔天凯在全国政协对外友好组小组讨论结束后，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他逐一回应了有关朝核问题、周边亚太小国挑衅等问题，并澄清了此前外媒报道的“崔天凯与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不和”的谣言。
朝鲜半岛问题“一个巴掌拍不响”
3月5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朝鲜自3月11日起不再承认《朝鲜停战协定》。
崔天凯说，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我国非常坚定地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我们主张各方都应多做一些有利于和平稳定的事情，一定要避免造成紧张局势轮番升级的状况出现。”
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中美达成共识制裁朝鲜”，崔天凯纠正这一说法“不准确”。“联合国安理会正在讨论怎么对朝鲜核试验事件做出反应，这是安理会15个成员国达成的共识，不是中美两家的事情。”
一名日本记者询问，中国能否在朝鲜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向朝鲜施加压力”。
崔天凯随即反问，“中国更大的作用难道就是向朝鲜施加压力吗？”他指出，在朝核问题上，“一个巴掌拍不响”，美日两国也应该想办法解除朝鲜的安全顾虑，“我国历来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但这个事情靠中国一家也做不到，参与六方会谈的六个国家都要努力。所以如果要施加压力，我倒觉得应该给日本施加点压力。”
崔天凯说，联合国安理会现在通过的所有制裁朝鲜的决议我国都投了赞成票，“但同时我们认为制裁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说，最终还是要靠有关各方坐下来对话谈判，“各方的关切都应该得到照顾，如果你只照顾其中几方，肯定达不成协议。”
他指出，中国在反对朝鲜核试验的同时，德州扑克也坚决反对其他国家以此为借口，加强军事同盟，甚至做出一些加剧紧张局势的举动。
除了“表示谴责”，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崔天凯还专门回应了前段时间一些网民对“我国在黄岩岛等问题上外交政策过于软弱”的批评。
崔天凯说，我国的原则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如果小国挑衅我们可以强硬，那么大国挑衅呢？”他说，我国向来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传统，“我们跟其他国家的争议，不管大国、小国，都主张通过对话谈判、用和平手段来解决。有些问题，你采取所谓强硬手段，不见得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他把中国比作金庸小说里的“大侠”，“真正的大侠从来不会两句话不合心意，就拔出剑来砍，那都是二三流的角色。”
对一些舆论认为外交部门“强烈谴责多，实际行动少”。崔天凯回应，外交部门其实还做了很多事，但并非每件事都会第一时间在媒体上公布，“国家之间打交道，不一定在第一时间就公布。如果他国行为损害了我国利益，我国也会采取很多反制措施来应对。”
“我和坎贝尔的关系很好”
崔天凯还借机澄清了此前有关他与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不和的传言，“我和坎贝尔这几年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工作关系，不信你可以去采访他本人，他肯定也会这么告诉你。”
此前外媒报道称，崔天凯访美期间在坎贝尔的私人农场与其发生不愉快。崔天凯说，当天，自己确实去了坎贝尔的农场，但并未发生不愉快，相反两人相处得很好，“实际上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交往。”
当天，坎贝尔从其他渠道获悉崔曾在黑龙江“上山下乡”，百家乐还开过拖拉机。于是他把自己的老式拖拉机开出来，“问我会不会开，我就给他开了一圈，割了一圈草。我俩都非常开心，还在拖拉机跟前照了相。”
崔天凯再次访美时，还特地带了一个“东方红”拖拉机模型送给坎贝尔。
中日关系说到底是日本能不能接受中国发展壮大
一段时间以来，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争论不休，造成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在2007年9月至2010年1月担任过驻日大使的崔天凯说，现在的状况显然并不符合中日任何一国的利益。就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他说，希望未来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稳定发展的前景，但需要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
“中日关系说到底，太阳城就是日本能不能接受中国的发展壮大，这是根本问题。”崔天凯说，如果日本能解决这个认识问题，其他问题都是有办法处理的。
2013-03-07 19:23
昨天，出席全国人大的浙江代表团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在小组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市市长陈金彪主动谈起了近日发生在温州的“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事件。
陈金彪说，他之所以自揭家丑，是因为听了政府工作报告后，最想谈的就是生态环境。
有意思的是，这个话题也引起了参加小组讨论的多位市长的响应。
“最近温州有网民出钱请我们环保局长下水游泳 ，对这件事我倒是感到欣喜的。”
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市长 陈金彪
陈金彪说，网友出钱让环保局长下河游泳，说明群众的环保意识在提升，对环境质量问题越来越重视了，“这是好现象，环境污染的治理本身就需要每个人监督和参与，就是要从我做起。”
他表示，民众的这种监督是对政府部门的鞭策，“正好弥补了我们执法力量的不足，有些问题没有及时发现和整治的，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提了出来，我们对此当然感到高兴和欢迎。”
陈金彪当场表态，一定不辜负群众的希望，加大整治力度，“黑臭河治理不是简单改善一下河水，而是要注重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的治理，所有河道的污染都是多方面造成的，德州扑克我们要做的是堵住污染源，抓住源头。”
“绍兴任何一段环城河，我都可以下去游泳。”
全国人大代表、绍兴市长 钱建民
钱建民说，绍兴通过引入中游的曹娥江水，把市区的水给激活了。
“绍兴任何一段环城河，我都可以下去游泳，你叫我从哪一段下去，我就可以从那一段下去，因为都是功能水，都是四类以上，并且三类水质为主，好的地方甚至达到了二类水。”
绍兴的老百姓虽然对治水满意，但对空气质量意见很大。为此，绍兴搞了一个治理空气质量的三年行动规划，争取在三年内，要削减60%的排放。
“我们这里（宁波）是东南风一刮，空气就好；西北风一刮，我们就糟。”
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市长 刘奇
钱建民对刘奇的话进行了解释，“东南风是从海上来的，空气质量肯定是好啦。”
他说，杭州湾系统是一个统一体，以绍兴来说，百家乐东南风从宁波方向来，西北风从萧山方向来，所以，光靠一个地方的治理，显然还是不够的。
“我们要和杭州宁波两位老大哥一起联手治理，我们治理好了，你们也好了；你们治理好了，我们这里也就好了。”
对联手治理空气的提议，刘奇非常赞同。
“衢州和丽水的人均GDP水平相当于全省的一半， 但幸福指数调查却都排在全省第一第二，就是因为生态环境好。”
全国人大代表、衢州市长 沈仁康
沈仁康先讲起了最近网友热议的土壤问题：网上想知道目前土壤污染程度有多重， 有关部委说这是秘密，不能公开。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秘密好保的，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要告诉人民，这样才能让大家充分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其实，国民的鼻子、眼睛和耳朵都能感受到生态环境在恶化。权威部门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不要遮遮掩掩，信息封锁只会导致谣言四起。“
对于改变目前的生态现状，沈仁康建议，太阳城调整目前的政绩评价体系以及财富和幸福评价体系，“我们目前的这些评价，都是以物质财富指标占主导，对生态这方面重视不够。“
除此之外，就是要制定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原来的法律法规对破坏环境付出的代价不够，这也是近几年环境恶化法律层面要考虑的事情，要再刚性一些。“
2013-03-07 19:07
昨天上午，全国人大浙江团进行小组审议。讨论中，全国人大代表、海宁市华丰村书记朱张金打开包，拿出了一袋花生米。
他数了10颗，扔进会场的玻璃杯里，用冷水一冲，短短几秒钟，整杯水都变成了黑色。
朱张金说，这就是一些酒店宾馆里，售价高达160元一斤的所谓健康黑皮花生。
满座哗然。一场关于食品安全的激烈讨论就此展开。
朱张金用花生米泡出的黑水，在参加讨论的代表们之间传递。会场上，不时发出“啧啧啧”的惊叹声，还有代表感慨，这种花生米自己曾经吃过，没想到竟是如此可怕。
朱张金说，这些花生米，原本就是普通花生，不法商人使用的违禁添加剂中，包含对人体有害的染色剂和重金属成分，朱张金将这种添加剂称为“毒品添加剂”。
就在黑水传递的过程中，朱张金又掏出几包鸡蛋精，“这个更坏，价格600元一斤，一吨鸡饲料中只要添加40元的分量，就能让所有的鸡生出来的鸡蛋都变黄，变成本鸡蛋的成色。这玩意另一个效果是，鸡吃了每天都生蛋，全年无休。”
朱张金说，这次参加全国两会，他带了300多件有毒食品到北京，“这不是作秀，而是要让大家看看，毒品添加剂的泛滥和危害到了何种程度。”
争论一：食品安全的问题有多严重
奸商已经没有了底线
朱张金代表：这些明知有害还加毒品添加剂的人是在谋财害命，德州扑克都是王八蛋，以前那些短斤缺两的奸商和他们比起来，简直就是好人啊。
沈琪芳代表（湖州市政协副主席）：我作为消费者，那些使用有毒添加剂的奸商根本就没有底线，为了钱，已经没了良心。
dezhoupuke.webnode.cn/问题确实存在，但不能以偏概全
宗庆后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食品安全问题确实存在，但是可能没有老百姓想象的那么严重。比如香港限购奶粉，其实毫无必要。
现在澳洲和美洲的奶业生产过剩，比如澳洲有关方面，主动邀请我们去办奶厂，因为当地奶业产品过剩。同时，他们往往会炒作一些有利于自身的新闻，吸引我们国内的消费者盲目去购买国外奶粉。
我建议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百家乐让农户的劳动获得好的回报，不要让他们搞歪门邪道来赚钱。
冯长根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食品安全领域确实问题不少，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往往以偏概全，出现一个个案就怀疑整个行业。这也是需要改变的。
如果食品安全问题真的泛滥成灾，那么我们也许每天都要死一次，可我们现在还活着。
不过，对于食品安全问题，再怎么重视也是不为过的，因为关系到每一个人。
争论二：食品监管追责，官员该不该免职
官员就地免职的做法要慎重
朱张金代表：公安部门抓个抢劫犯、小偷，是立功，但是工商或者卫生部门抓了些食品作假的，就难说了，很可能因为监管不力，相关部门领导还要负上领导责任，严重的甚至就地免职。
说实话，出了问题相关领导可能有一定责任，但是很多私人作坊的制假行为，你不可能要求这个领导什么都能发现。出了问题免职简单，如何更好监管才是难点。
有时候，还会出现相关部门官员免职后，事件善后无人管的怪现象。
我建议，追责时，二话不说就把相关官员免职的做法要慎重。不然，和食品安全相关的部门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捂着算了。
比如毒胶囊事件，其实早在15年前，业内就已经这么干了，你说监管部门不知道，谁信啊。
监管部门管不好，就应该负责任
陈振濂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监管部门要管就管到底，大家都讲道德了，还要监管部门干嘛。管不了，管得不好，当然要负责任。
我们对食品安全就应该采取零容忍的态度。生产厂商这边，不能他说自己不清楚，就放过他。知法犯法的更要严惩，没什么好解释的。
争论三：食品安全是道德问题，还是治理问题
问题泛滥，说到底是人心出了问题
许江代表（中国美院院长）：食品安全问题泛滥，说到底，是人心出问题了，人心坏了，才有那么多坏的食品。
现在很多人道德沦丧，没有诚信，没有信仰，所以才会干出这些让人不齿的事。
讲一个故事，巴西人何塞卢岑贝格写过一本书《自然不可改良》，让人意外的是，作者以前是做化肥生意的，后来他幡然醒悟，自然界不能由人类一厢情愿的方法来改良。
要提高道德素质，要讲诚信，要有所敬畏，太阳城就要从教育抓起，教育产业化留下很多问题，这些都会让我们付出代价。
有制度却没人管，需要监管部门反思
沈琪芳代表：我觉得和奸商讲道德是对牛弹琴，一定要加强执法力度。监管部门不仅要管阳光下的事，背地里的不法交易更要管，很多非法添加剂是不能买卖的，为什么那些人能买到。这需要监管部门反思。
宗庆后代表：现在食品安全的审批很麻烦，但是批出来之后就没人管了。很多审批是专家来走个过场，说得不客气点，那就是个形式。以前瘦肉精还拿过国家科技奖，这简直就是讽刺。
戴天荣代表（杭州祐康集团董事长）：要加快食品安全领域的人才培养，尤其是标准制定和监管方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