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也：百家乐从国际事务中反观李鸿章

勇于任事，是《清史稿》对李鸿章的中肯评价。换句话说，李鸿章是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的。他在最终接受与八国联军谈判的艰巨重任同时也是屈辱重任的时候所说"舍我其谁也"，这是他的好为任事在一个无法挽回的时代，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没有人对李鸿章的死表示可怜，更谈不上可敬。比如一穷人家跟一帮富人家打架，父亲拼死了，德州扑克全家剩下的人窝在屋子里，只有偷偷地哭泣，而不能有任何声张。

因为大家都明白，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所以，是知耻而后勇的时候，不是回顾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个基本情结，可以说，对李鸿章的历史性结论还不能下得太早，因为大家在往前奔。

我们倒是可以换个角度，从国际事务中反观李鸿章，或多或少打破一些沉闷老旧的视野。

奥运会之谜揭示的是我们证明身份的诉求

举办奥运会是国人的梦想。在晚清的对外交涉和冲突中，中国的国际身份被冲击得一塌糊涂，160年之中，我们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在国际上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于是，奥运会以及各种国际盛会，都承载了我们证明自己身份的重要使命。

于是，各种谣言和野史甚嚣尘上，更拿出李鸿章率团参加1896年奥运会说事。其实，所有的历史记载中，均不能找出任何证据证明李鸿章曾经接受过顾拜旦他们的任何邀请，更不用说率团参赛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国体育博物馆均无此事的相关证据。20世纪80年代，有中国专家访问了国际奥委会设在瑞士洛桑的总部，专门询问过这个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无证可查。

我想，人们说李鸿章率团参加奥运会是为了创造一种奇特的效果，以讽刺固步自封的晚清如何在国际上出丑，达到一种自我虐待的心理目的。

这种对历史的错误解读，昭示了人们是习惯于故意根据某种目的需要去篡改历史的。

1896年4月6日，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奥运会的故乡希腊雅典举行。此时李鸿章正在赶赴圣彼得堡的路上，肯定是没有带员参加奥运会。事实上，李鸿章根本就没有带这个任务，更谈不上带运动员参赛了。所有关于李鸿章带员参加第一届奥运会的故事全部是以讹传讹的。

1895年一年，李鸿章因其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地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并且因签订《马关条约》，已背"汉奸"骂名。至1896年正月，离奥运会只有3个月的时候，其所奏之折，几乎为其一生最少的一年，共计有九折。分别为：《军机大臣密寄》，是关于重新启用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谈判的复函；《预筹赴东议约情形折》，是关于与日本谈判时是否割地的意见，提出普法战争都相互割地了，中国割地，然后"力图自强之计"，"不嫌暂屈以求伸"；《军机大臣密寄》，是朝廷对李鸿章全权处理谈判的意见和处理之难的认同；《军机处王大臣庆邸等公奏折》，是关于敌情叵测，赶紧开始谈判的折子；《吁辞使俄折》，是李鸿章谢绝皇上点名他前往俄国参加俄国沙皇加冕典礼的折子；《使俄谢恩折》，是两天后李鸿章不得不接受使俄使命而谢恩的折子；《李经方随往片》，是恳请带儿子李经方一起出使欧美的折子；《随带人员折》和《洋员参赞片》均是关于带谁一起前往欧美的折子。这些外国随员，除了俄国人柯乐德以外（俄国没有参加首届1896年夏季奥运会），德国人德璀琳、法国人穆意索、英国人赫政、美国人杜维德这几个人应该知道奥运会。

如果奥运会这么大的事情，即使朝廷不懂，总理衙门不懂，那么李鸿章不至于不懂，因为这些随员自己的祖国派人参加了，那么如果李鸿章知道了或者接受了奥运会邀请，他是会和这些人谈及此事的。但是，在出国访问前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提及任何关于奥运会的话。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任何外国的信件或者电文转交给李鸿章，否则，李鸿章以其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应该会重视国际盛会的。

因此，关键的问题不是寻找李鸿章是否带员参加过奥运会，而是从奥委会的历史档案中查找他们曾经是否发出过对大清帝国的邀请函。

李鸿章访问欧美之时，中国连国歌都没有，如果参加奥运会，则升旗、奏国歌都无法实现。在圣彼得堡，他们临时找了一首七绝诗加以改编，配以古曲，作为国歌，后来成为清朝对外场合之代国歌，洋人称之为《李中堂乐》。这首最早的近代国歌的出笼，证明了中国国际身份的尴尬局面。歌词曰：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

但是，与人们想象中的或者创作中的一些形象不同，李鸿章出访欧美，造成了西方的一阵"李鸿章旋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见了李鸿章后称其为"东方俾斯麦"，欧洲的报纸也把李鸿章与俾斯麦、英国首相格兰斯顿并称"当今天下三大老"。在美国纽约，更是出现了万人空巷的迎接场面。李鸿章绝对是塑造了当时中国开明的、强悍的国际形象。

洋人的开花弹"炸开了"李鸿章的脑袋

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何突然一夜之间共同想到了要搞洋务运动，富国强兵？这得归功于洋人联合镇压太平天国中的开花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曾国藩在北京读他的圣贤书，根本就不关心这个在他们那一代士大夫中看来是小小的"边衅"的中外冲突。即使是第战争，也没有敲开他们闭塞的脑袋。只有亲临战场，亲身体会了现代战争的厉害以后，他们才在集体的意义上意识到世界的变化，才产生了洋务运动的思想主张。

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进占安徽时，李鸿章曾在他的家乡庐州（今合肥市）参与办团练，被太平军击败。1861年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李鸿章复以团练为基础编练淮勇约7000人，因依靠安徽淮河南北地主豪绅而成军，故称"淮军"。

1862年（同治元年）2月，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将淮勇带至安庆，遂宣布成军。为在上海一带镇压太平军，曾国藩调拨8营给李鸿章以作资本。

李鸿章初到上海，就致函曾国藩，惊叹洋炮之厉害："连日由南翔进嘉定，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弹真神技也。"

1862年底，淮军扩充至2万多人，同时购置洋枪洋炮。又组织洋枪小队，后为洋枪队，每哨并添劈山炮二队，首先改编的是程学启部。

1863年初，张遇春所部编有炮对200名。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炮兵部队。当戈登接管常胜军后，李鸿章借戈登之助，淮军各营普遍雇用洋将，教练西式操典及演习洋枪洋炮之法。淮军成为在军事上走在中国近代军事现代化最前列的部队。

1864年7月，镇压太平天国后，曾国藩深恐功高盖主，日夜不安，自请分批裁撤、遣散湘军。而李鸿章的淮军，因为要镇压捻军及西北少数民族起义，朝廷同意保留。

1865年，李鸿章把以前两年在松江、上海、苏州所办的几个洋炮局合并，在曾国藩支持下，购得上海一座铁厂，建江南制造局。自称"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1870年任直隶总督后，又接管天津机器局。

江南制造局规模最大，水平最高，1875年就能造成发射68磅炮弹的大炮。百家乐这就是李鸿章的大炮情结。

此外， 李鸿章又迅速地把他的国防思想转变到海军上。造就了中国第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 北洋舰队。

正是从对军事力量的关注中， 洋务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 李鸿章注意到光造枪炮是不行的， 还得有人指挥使用。于是， 在1 8 7 0 年他接管天津机器局的时候， 提出" 制器与练兵相为表里。练兵而不得器， 则并无用； 制器而不得其人， 制器必无成。……士大夫留心经世者， 皆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 庶几学者众， 而有一二杰出， 足以强国而瞻军" 。于是有了后来的赴美幼童。

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 李鸿章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 那就是认识了一些洋人， 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建议， 成为李鸿章等人最终不断推进中国近代化改革的外在支援。

其中最有名的一人就是英国少校戈登。李鸿章在1 896 年访问英国时， 还去伦敦凭吊过此人。不过， 野史中说， 英国戈登的家人非常感激， 送了李鸿章一只运动型猎犬， 结果却叫李鸿章误会， 给烹吃了。所谓" 所赏珍味， 感欣得沾奇珍， 朵颐有幸" 。当然， 这是开李鸿章的玩笑了。其实， 李鸿章对戈登这些人的意见是非常重视的。

戈登接管常胜军后， 在李鸿章手下成为一员特殊的猛将， 协助镇压了太平军。《李秀成自述》中描述了洋枪队的厉害：" 我（ 李秀成）十二年（ 同治元年， 1 8 6 2 年） 在省， 往（ 住） 有四月之久， 然后有巡抚李鸿章到尚（ 上） 海接薛巡抚之任， 招集洋鬼与我交兵。李巡抚有尚（ 上） 海正关， 税重钱多， 故招鬼兵与我交战。其发兵来破我嘉定青甫（ 浦）， 逼我太仓昆山等县， 告急前来， 此正是十二年四五月之间， 见势甚大， 逼不得已， 调选精锐万余人亲领前去。此鬼兵攻城， 其力甚足， 嘉定青甫（ 浦） 到省一百余里， 其攻城尔外无救五六时辰， 其定成功也。其炮利害， 百发百中，……洋枪炮连响， 一踊直入， 是以我救不及。接到惊报， 当即启兵， 救之不及， 失去二城。"

1 8 6 4 年春， 戈登给他母亲的信中写道： " 我想， 如果我能活下来， 圣诞节之前应该能回家。我承受的损失惊人， 1 0 0 名军官伤亡4 8人，3500 名士兵伤亡1 000 人。不要说我脾气倔强， 但我真是不在乎提升或荣誉。我知道当我离开中国时， 我会和来时一样穷。但是我想， 通过我的努力， 数十万人的生命能够得救， 我就心满意足了。"

戈登美化了中外政府间协作联合镇压农民起义的事实，但是他的为人却得到李鸿章的重视，正是此人把先进的军事装备和先进的战术示范给李鸿章，才使李鸿章茅塞顿开。

此后的16年间，李鸿章把遥远的这位洋人视为可以为中国出谋划策的谋臣。

1879年8月，中国驻俄公使崇厚未经清政府批准，同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朝野对此意见不一，有主战者，有主和者。主和的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请戈登来中国，想利用他的声望说服各主战大臣。1880年7月，戈登应约到华，对主战派官员说出"愚蠢"二字，令译员不敢翻译，他亲自翻阅英汉字典，指给各位看个明白。这就是这位殖民分子的心直口快。

七月初四日，戈登南返。李鸿章奏请一千两路费给戈登。戈登临别，赠言二十条给李鸿章。此事见《李鸿章全集》之《译署函稿》卷十一。这些赠言包括：一，凡中国与外国议约须在中国商议，因中国官员若往外国则易于受蒙必致失其本心，终于获罪；……三，中国现有深通外国语言文字之人中国大员并不重用，所用者多非通才。须知中国通晓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必有所能替中国办事，较用洋人之通华语者受益多矣……五，中国必为自强之计，否则洋人不能相助整顿一切。务须逐渐兴办此条，必当切记……六，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于长驱直入，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九，中国须遍地设立电报，修理运河。此二事较整顿水师尤为紧要。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中国欲与外国争胜，当使华商自往外国，径向制造厂家购买各货，则洋商不能于中取利……十三，中外交涉未结之案甚多。中国宜派专员查究并从公了结。因各案不结，外国不无介意，实于中外交情有……十八，中国宜在香港、澳门两处各设领事一员……二十，中国急宜设立税务学堂，令华人学习关税事宜，以备接替洋人……戈登的"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一语，甚为惊人，直接针对清流派尚清谈而不顾国情、空言误国的主张。最终朝廷判了崇厚一个斩监候，另择曾纪泽谈判。

当时与俄国开战的确不是合适的时机，谈判为上策。曾纪泽最终收复了伊犁。

国防思想的现代化

李鸿章卷入的塞防和海防之争， 牵涉到两个问题， 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 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个方向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所在，国防的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关注。在最高决策者的主持下，海防和塞防之争就不是简单的集团利益的争论，更不是爱国与卖国的争论。这次讨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重点的转移。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是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

北大诗人海子曾经吟唱"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庸俗一下的话，这是海子向我们这样一个传统上背对大海的国家所发出的集体面向大海的呼唤：啊，海军！

李鸿章自建淮军始便开始中国军队和国防的现代化事业， 重视海军是他看到了来自海上尤其是日本的威胁。这是一种对中国而言具有长期价值的地缘政治思想。他对国防军队的建设和左宗棠在大局上是一致的，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他们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相对而言，在具体到新疆问题上的时候，李鸿章把更具有根本性的潜在的威胁看得比来自陆地的危险更重，而左宗棠更强调了现实的威胁。

李鸿章等人从18 7 5 年开始的重新建构国防战略体系的努力， 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有效保卫国家安全而理智地确立国防重心的重要历史过程。他们为中国传统的国防指导思想输入了新的内容。从两个战略重心并存，到海防成为惟一的国防重心的转变过程，实际上是中国国防完成从陆到海战略的一个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为近代国防以防御列强从海上入侵为主的战略指导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代朝廷受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 年2 月，为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 联俄制日"，李鸿章被派出访欧美， 进行了一次环球访问。

《中俄密约》的签字， 使李鸿章相信" 二十年无事， 总可得也"。实际并非其所想， 却开启了列强竞相争夺中国的大门。不过， 对于这趟经历， 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 至于根本计， 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 年6 月他到达柏林， 下榻于柏林豪华的恺撒大旅馆。他前往皇宫晋见了德皇威廉二世， 呈递国书， 并致颂词， 对德国帮助中国要回辽东、帮助中国训练军队、购械铸船表示感谢。为讨教强国之策， 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了已经下台的俾斯麦。俾斯麦设家宴招待李鸿章。对于" 东方的俾斯麦" 的来访， 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 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显然， 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 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 年8 月28 日他抵达纽约， 掀起了美国的" 李鸿章热" 。为迎接李鸿章的到来， 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到纽约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国旗， 礼炮轰鸣， 万人空巷。李受到了" 史无前例的礼遇"（ 《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 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力法》， 李抨击这个法案，" 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 。他说：" 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 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 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 是自由吗？ 这不是自由！"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 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 李鸿章展示了他惊人的经济学知识， 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 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 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 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 要由我们自己控制。太阳城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 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 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 他答曰： 在我们清国， 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 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 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李鸿章之死

7 8 岁的李鸿章死于1 9 0 1 年1 1 月7 日。他死在《辛丑条约》签字之后，死在不同意俄罗斯侵占东北的谈判过程中，死在为收拾残局而必然被人唾骂的悲情之中。

李鸿章至死都是一个明白人。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 他上《和议会同画押折》，对"好勇斗狠"的策略提出了批评（实际批评了慈禧向八国宣战的愚蠢之决策）。其间说道："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钜，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也。"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李鸿章临死前的忠告， 随着他的死也就无法真正起到治国安邦的效果了。

慈禧在西逃过程中， 已经被自己的行为吓破了胆。反省已经太迟，现在她只希望李鸿章还能够多活些日子，帮助她度过难关。在回銮过程中，慈禧得知李鸿章病重，特别"赏假十日"，"荣膺懋赏。有厚望焉"。

梁启超说李鸿章之死也是俄国人" 助天为虐， 恫吓催促" 的结果。因为俄国公使居然在李鸿章临死前一个小时，还围转在李鸿章的床头，逼迫李鸿章在俄国占领东北的条约上签字。

李鸿章这次流下了眼泪。

据历史记载， 李鸿章流完眼泪， 闭上了眼睛。身边的人大哭： " 还有话要对中堂说， 你不能就这么走！" 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 俄国人说了， 中堂走了以后， 决不和中国为难！ 还有， 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 两目炯炯不瞑， 口欲动"。老部下周馥（ 安徽建德人） 抚之痛哭曰：" 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 公所经手未了事， 我辈可以办了， 请放心去罢！"周先生手抚李鸿章眼睛， 帮助他闭上。

周先生说的是安慰的话， 除了李鸿章， 没有人真正能收拾残局，他们都清楚得很。

李鸿章留有遗折一封， 其中说道："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 重睹中兴， 赍志以终， 殁身难暝。……窃念多难兴邦， 殷忧启圣， 伏读迭次谕旨， 举行新政， 力图自强。"

那些远远站在大洋彼岸的侵略者假惺惺地哀叹李鸿章之死。日本国内有评价李鸿章道：" 知西来大势， 识外国文明， 想效法自强， 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盖棺论定：" 以文人来说， 他是卓越的； 以军人来说， 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了有价值的贡献； 以从政来说， 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 以一个外交家来说， 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 不需要他们评价， 不屑于他们评价。

这就是李鸿章， 一个在国内无法公开支持全面改革、在国外却具有鲜明开放意识和现代意识的士大夫， 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经评价李鸿章， 说："吾…… 敬李之才， 惜李之识， 而悲李之遇。" 李鸿章在晚年则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所谓练兵、洋务， 都是" 纸糊的老虎"，捅破了就一钱不值。适逢内忧外患， 从里到外都是烂透了的清王朝， 裱糊匠将一个破烂的房子装饰一新，唬唬人尚可，既是偶遇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 破屋必然原形毕露。这又岂是一个裱糊匠能够通过修修补补挺得过去的，尽管他的师傅曾国藩告诉了他的生存法则是" 挺经"： 挺住，挺住，再挺住！